第12章 文革为何结束

文革”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出炉成剑，已经形成了体制内的力量优势，而且遍布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技、教育、外交等各种重要岗位。此时新思潮已经入场，新中有旧。旧营垒已经复位，旧中有新。各种社会条件出现了复杂的重组，貌似强大的“文革”已成残破的蛹壳。一九七四年以后的“批林批孔”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力不从心，到处受到阳奉阴违的抵制，已经预示了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。一旦时机到来，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，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，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依托，第一打民意牌，第二打实践牌，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化的巨大道德威权和政治攻势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们没有另起炉灶，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。比方逮捕“四人帮”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，是利用“下级服从上级”的集权原则——华国锋是当时最高领导，全党全军全国都得服从。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则依据“少数服从多数”民主原则——“凡是派”当时尽管掌握了党、政、军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，但不得不尊重全会多数人的意志，向务实改革派交出实权。

    这一套“民主集中制”，是一种时而集权时而民主的弹性做法，与其说是制度，不如说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，有时甚至是非制度的应急运动。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的难局，但并没有阻止过“文革”灾难的发生，最终还出现了强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，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。因此，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以后，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，如果要承担一个人口大国全面振兴的全新使命，就不得不面对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巨大难题。

    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。

    结语：不难理